因此，数字政府至少包括支持数字行政的基础设施、平台实体、专业组织和人员、大数据资源、计算能力和算法及其相关标准和相关规则等。
[19]这三种类型的文化条款分别规定在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尽管宪法第47条关于科学研究的自由可以解释出学术自由的含义，但学术自由的含义显然广于科学研究的自由。
这些判决在说明宪法一直活跃于司法实践中的同时，也揭示了法院在运用宪法的原则或精神进行说理时的随意性。该程序虽然有利于多元利益的协调和整合，但从实践来看，却使宪法解释基本虚置。国务院制定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02年8月2日国务院令第359号)第1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本条例。本文选取四个案例加以说明。只有案例4从权利本身出发论证。
实践中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制度需求一直存在，这其中既有明确宪法条文含义的解释需求，也有进行合宪性审查的解释需求。[24]参见张慰：《艺术自由的文化与规范面向》，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6期。他们或者从举证责任的一般原理出发明确提出不应当实行过错推定原则。
[11]Vgl. Wolfgang Mitsch, Recht der Ordnungswidrigkeiten, 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5, S.41. [12]参见吴庚、盛子龙：《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450-452页。[27]由此可见，刑法法益的根本是个人法益。立法与学说的缺位，导致执法和司法裁判中往往照本宣科，将案涉特别处罚规范作为判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唯一依据，缺乏总则意识。关保英主编：《行政处罚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3页。
多数行政法学者持行为犯观点，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不以结果为必要。量的区别说中量的确定缺乏充分的科学根据，易陷入谷堆悖论的怀疑，且无助于预防性犯罪类型的解释。
有学者归因于秩序处罚与刑罚的同质性，有学者将之归结于《德国基本法》及法治国理念的统摄性要求。第5条第2款规定了过罚相当原则，与比例原则相契合。[3]自创说主张应当自行归纳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讨论焦点集中在：继续延续客观归责还是转向责任主义？若转向责任主义，应当以故意为原则还是以过失为原则？过错可否推定？这些讨论对于建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有责性阶层同样关键。
[37]本文持相反观点，主张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以过失为常态和原则。刑法对结果存在共识，是指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现实侵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相反，若由相对人承担举证责任，也即过失推定，那么原有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认定过程可不受影响，同时相较于先前不考虑主观过错，推定过错的同时也增加了相对人为自己的主观要素进行辩护的机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的关系是否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参照犯罪论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当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的关系无法决定性地影响犯罪论体系的可参照性时，应当缘何判断？ （一）关系之辨不决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应否参照犯罪论体系 现有讨论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与犯罪的关系决定性地影响着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
司法裁判中，法院往往径直依据特别处罚规范判定涉案行为是否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惩罚作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的侵入，并非是任意的。
2.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得以使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具备阶次性。1.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使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素更为充分。
Vgl. Joachim Bohnert, Ordnungswidrigkeitenrecht, Verlag, C. H. Beck, 2016，S.14-15。例如，《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中多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增加了正当理由的反向限定，实践中往往被作为违法性阻却事由。[13]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行终字第0004号行政判决书。客观归责认为只要存在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即可处罚，无需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2条参照其刑法第23条及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5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第13条参照其刑法第24条及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6条规定了紧急避险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第11条参照其刑法第21条规定了依法令及依命令的违法性阻却事由。[4] 德国采纳质量区别说的同时，参照犯罪论体系确立违反秩序行为的构成要件，这与现行观点相龃龉。
当由相对人承担证明责任更有助于确保公共利益和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时，证明责任可以倒置。1991年之前，客观归责是我国台湾地区处理行政处罚案件的通行做法。
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任何合理的制裁都必须考虑行为人的责任能力，行政处罚也不例外，这一点已在学界形成共识，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无需赘述。
那么，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应当缘何而来？又应如何判定？ 学理讨论中，提及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的行政法学者将其正当性归结于法益权衡理论、社会危害性或法律精神的容忍和许可。[19]基于阶层论识别犯罪构成已是大势所趋。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行政处罚规范中不乏包含危害结果的条款。只是与犯罪行为不同，当前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国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均无章法可循。[10] 在一个法治国家，任何侵犯公民权利的国家公权力行为均应受到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人格尊严等基本理念的限制。徐继敏主编：《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孟昭阳、赵华：《确立行政法上排除违法性行为制度初探》，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3-18页。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第1款虽然仿效了犯罪构成，但是立法者为了将之与刑法概念区分，采用了不同概念。
作者简介：李晴，法学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如违反秩序中的行为为Handlung，犯罪中的行为为Tat。
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5条规定了正当防卫，第16条规定了紧急避险。只是质量区别说之下，德国违反秩序行为之构成仍参照犯罪论体系，其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
然而，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无章可循，更不意味着恣意而为。正当化事由在各个部门法之间具有可通约性，均可为行政法所援引。当然，本文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的研究是适用性的，而非创制性的。故意和过失是责任条件的两种形式。
参见叶必丰：《行政处罚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2页。要件论犯罪构成体系并未对各个要件进行排序，且其本身也不强调排序。
证明责任是不履行责任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的义务。[4]参见时延安：《犯罪化与惩罚体系的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第112-113页。
当不存在结果的明文要求时，无需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除了特别处罚规范所列的豁免事由，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可包含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行为、自救行为、受害人故意、受害人同意、法令行为、正当义务行为、治疗行为、行政许可和义务冲突等。